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作者:米蘭·昆德拉

“好畫,不是嗎?”那編輯指著托馬斯對面墻上一幅鑲框的大宣傳畫說。 托馬斯這才掃了那屋子一眼。四壁都接著有趣的畫,大多數是照片和宣傳畫。編輯挑出的那張曾經登在1969年入侵者封閉他們報紙前的最后一期上。那張畫模仿了1918年蘇聯國內戰爭征兵時的一張著名宣傳畫,畫上有一個士兵,帽子上戴著紅五星用分外嚴峻的眼神直瞪瞪地盯著你,將食指指向你。原畫的俄文標題是:“公民,你加入了紅軍嗎?”取而代之的捷文標題是:“公民,你在兩千宇宣言上簽了名嗎?” 真是個絕妙的玩笑。“兩千字宣言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第一個光榮的宣言,呼吁著當局的激進民主化。開始只有一些知識分子簽名,后來其他人也出來要求簽名,最后簽名的人太多,就沒法統計人數了。紅軍侵占他們國土之后,發動了一系列的政治清洗運動,每個公民都回答一個問題:‘你在兩千字宣言上簽了名嗎?’承認自己簽了的人,都被立即解雇。” “是張好畫,”托馬斯說,“我記得很牢”。 “但愿那位紅軍沒有在聽我們的話。”編輯笑著說。 然后,他臉上的笑容消失了,繼續說:“盡管我們認真對付,但這不是我的公寓,是我一位朋友的。我們不能絕對地確認警察在偷聽我們,有可能而已。如果請你到我那里去,就可以打包票了。” 他又換了一種開玩笑的語調:“可照我看來,我們也沒有什么可以藏藏掩掩的。想想看,它今后對捷克未來的歷史學家們不知道會帶來多少好處哩。捷克所有知識分子的所有活動,都在警察局的檔案夾中記錄在案!你知道那些史傳文學家們:象伏爾泰、巴爾扎克,或者托爾斯泰,他們要費多大的勁去重新構想人們性生活的細節嗎?捷克作家們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一切都記在錄音帶上,包括每一聲最后的嘆息。” 他轉向墻中那想象的麥克風,用洪亮的聲音說:“先生們,象以前一樣,我想借此機會鼓勵你們努力工作,我謹代表我自己以及所有未來的歷史學家向你們表示感謝。” 他們三個人一場好笑,編輯又講了他們報紙怎么被查禁的經過,講了那位設計這張宣傳畫的畫家現在在于什么,還有其他捷克畫家、哲學家以及作家們的處境。入侵之后,他們都下放改行,成了窗戶擦洗工,停車場看守員,守夜的,公共樓宅燒鍋爐的,或者最好的——通常得有門路——出租車司機。 編輯說得滿有風趣,但托馬斯還是想著自己的兒子,不能集中精力聽。他記得最近兩個月內他老在街上從自己身邊走道。顯然,這些相遇并非偶然。他絕對沒有料到他竟會和一位受迫害的編輯在一起。托馬斯的前妻是一個正統的共產主義者,托馬斯自然會設想他兒子是在她的影響之下。他對兒子一無所知。當然,他可以問問兒子他與母親的關系怎么樣,但他覺得當著第三者的面這樣問不夠得體。 最后,編輯講到問題的關鍵了。他說,越來越多的人僅僅是堅持自己的意見,便無緣無故地被送進了監獄,他的結論是:“所以,我們決定要做點什么。” “你們究竟要做什么?”托馬斯問。 他的兒子替對方回答了。這是他第一次聽到兒于說話,驚奇地注意到他說話結結巴巴。 “根據我們的消息來源,”他說,“政治犯受到了,非常粗暴的**,有幾個,處境險惡。我們,決定起草一份請愿書,由捷克最重要的知識分子,簽名。這些人物,還算得上,什么的。” 不,事實上這還不只是結結巴巴,比口吃更嚴重。他越講越慢,無論有意與否,發每個字音都用重讀,或者用最強音。他自己顯然也感到了這一點,兩額還未恢復到原有的蒼白,又漲得緋紅。 “你們叫我來,讓我參謀一下我那一行的可能人選嗎?”托馬斯問。 “不,”編輯笑了,“不是要你參謀,我們要你簽名!” 他又一次得意了!又一次自得地感到人們還沒有忘記他是個醫生。他表示推辭,僅僅是出于謙讓:“等等,光憑他們把我踢出來,并不能說明我是個著名醫生呵!” “你為我們報紙寫過稿,我們是不會忘記的。”編輯又朝托馬斯微笑。 “是的。”托馬斯的兒子欣然地嘆了一口氣,托馬斯可能沒有察覺。 “我看不出,我的名字出現在請愿書上會幫助你們的政治犯。讓那些與當局沒有沖突過的人簽名,也許會好一些。那些人起碼對當權者們還有些影響。是不是?” 編輯笑了;“當然是這樣。” 托馬斯的兒子也笑了,是一種諳熟世事者的笑:“唯一困難的,是他們絕不會簽名!” “這倒不是說,我們不去跟他們周旋,或者說我心腸好得怕他們難堪,”他笑了,“你該聽聽他們找出的借口,稀奇古怪!” 托馬斯的兒子笑著表示贊成。 “當然,他們開始都表示同意我們,完全站在這一邊。”編輯繼續說,“他們說,只是需要一個不同的方式,更慎重,更理智,更周全。他們對簽名怕得要命,不簽呢,又擔心我們瞧不起。” 托馬斯的兒子和編輯一起笑了。 編輯交給托馬斯一張紙,上面短短幾行,用一種較為客氣的方式,呼吁共和國主席赦免所有的政治犯。 托馬斯飛快地運轉著思緒。赦免政治犯?就靠這些被當局拋棄了的人(他們自己就是潛在的政治犯)對主席提出要求?即便當局碰巧有赦免政治犯的計劃,這樣的請愿書,唯一結果也只能是適得其反! 他兒子打斷了他的思路,“重要的,是要指出,在這個國家仍有一幫人沒有被嚇住。大家都表明立場。把麥子與麥殼,分別清楚。” 不錯,不錯,托馬斯想,可那與政治犯們有什么關系呢?你要求赦免也好,要分清麥子與麥殼也好,這不是一碼事。 “騎墻嗎?”編輯問。 是的,他是在騎墻觀望,只是不敢這么說。墻上有一幅畫,士兵威脅地指著他說:“你對參加紅軍猶豫不決嗎?”或者說:“你還沒有在兩千字宣言上簽名嗎?”或者說:“你在兩千字宣言上簽過名嗎?”或者說:“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在赦免請愿書上簽名嗎?!”不論這個士兵怎么說,反正是在威脅。 編輯剛剛已經說了,有些人同意赦免政治犯,卻又提出千萬條理由來反對在請愿書上簽名。在他看來,他們的理由只是許許多多的借口而已,都是怯懦者的煙幕彈。那托烏斯還能說什么呢? 他終于用笑聲打破了沉默,指著墻上的宣傳畫:“有這個當兵的逼我,問我簽還是不簽,我不可能想清楚了。” 于是,三個人又笑了一陣。 “好了,”托馬斯笑過以后說,“我想想吧,過幾天我們還能碰碰頭嗎?” “什么時候都可以,”編輯說,“不幸的是,請愿書等不了,我們打算明天就將它遞交主席。” “明天?”托馬斯突然想起那位遞給他聲明書的胖警察,與這位大下巴編輯沒什么兩樣,人們都是試圖讓他在一份不是自己寫的聲明上簽名。 “沒有什么要想的。”兒子的話雖然咄咄逼人,語調卻近乎祈求。現在,他們雙雙對視著,托馬斯注意到孩子全神貫注時上嘴唇的左角微微翹起,這正是自己平常從鏡子里看胡須是否刮干凈了時,在自己臉上看到的一種表情。從其他人臉上發現這一點,使他感到不安。 當父母與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度過孩子的童年時,他們會慢慢習慣這種相似性,他們會覺得這些太平常了,如果他們中斷這種相似以后再回頭想到這些,或者還會覺得有趣。但托馬斯有生以來是第一次與兒子談話!他還不習慣與自己這張不相稱的嘴巴面對面地坐在一起! 試想你有一條斷臂移植在別人身上,試想那人就坐在你對面,用你的手臂沖著你打手勢,你一定會死死盯著那手臂如同見了魔鬼。即使那是你自己的、心愛的手臂,它接觸你的可能想必會使你魂飛魄散! “你不站在受迫害的一邊嗎?”他兒子補充說。托馬斯突然明白了,他們所演的這一幕中,要害所在不是政治犯的赦免,而是他與兒子的關系。他簽字,他們的命運就聯系在一起了,托馬斯多多少少得盡責地與他友好;不簽字呢,他們的關系就會象以前一樣不存在。不取決于兒子的意志也不取決于他的意志,兒子會因為他的懦弱而拒絕承認他。他處在一種棋場敗局的境地,—無法回避對方的將軍,將被迫放棄這一局。他簽與不簽都沒有絲毫區別。這對他的生活或者對那些政治犯們,都不能改變什么。 “拿來吧。”他接過那張紙。14 似乎是要報償他的決定,編輯說:“你寫的那篇俄狄浦斯的文章真是妙。” 兒子把筆遞給他,又加上一句:“有些思想,象炸彈一樣有力。” 編輯的贊許使他高興,但兒于的比喻使他感到不自然而且不適當:“不幸得很,受害者就我一個,”他說,“多虧了這些思想,我再也不能給我的病人做手術了。” 話語聽起來很冷,甚至含有敵意。 編輯顯然是希望緩和這種不協調的語氣,帶有歉意地說:“可是,想想吧,你的文章拯救了所有的人!” 從孩童時代起,托馬斯就把“拯救”這個詞與一樣東西相聯系,只與這一樣東西相聯系:醫藥。文章如何能夠救人?這兩個人極力要使他接受的,就是要把他整個一生歸結為單是一個關于俄狄浦斯的小小觀點,甚至歸結得更少一些:沖著當局吐一個簡單的字,“不!” “也許它救了人,也許它沒有,”他說(聲音仍是冷冷的,雖然自己也許沒有意識到),“但作為一個醫生,我知道我救過幾條命。” 又沉默了下來。托馬斯的兒子打破沉默:“思想,也能拯救性命。” 托馬斯從孩子的臉上看到了自己的嘴,心想,看著自己的嘴結結巴巴是多么奇怪。 “你知道,你寫得最好的,是什么嗎?”孩子繼續說,而托馬斯只能看到他說話付出的努力。“你對妥協的拒絕,你那些,我們都已開始失去了的,善惡分明。我們一點兒都不知道,內疚意昧著什么。殺人犯的借口,是母親不愛他們。可是,你突然出來說:沒有什么借口。沒有人的靈魂和良心,比俄狄浦斯,更純潔,他明白了自己的所作所為,就自己懲罰了自已。” 托馬斯把視線從兒子的嘴上拉開,努力想投向那編輯。他有些惱怒了,象是跟他們爭辯起來:“但這統統是誤解!善惡的分野徹底給搞混了。我也不是存心要懲罰什么人。懲罰那些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人是野蠻的,而俄狄浦斯的神話是美的,但把它弄成這個樣……”他有很多話要說,但突然記起這地方也許安裝了竊聽器。他沒有絲毫野心要讓未來的歷史學家們來廣征博引,只害怕被警察局尋章摘句。這不正是他們要從他這兒得到的么?不正是對那篇文章的譴責嗎?他不愿意把這一思想從自己嘴里喂給他們。除此之外,他還知道在這個國家里,任何時候都可能把任何人的任何事拿去廣播。他閉了嘴。 “我想知道,是什么東西使你改變了主意。”編輯說。 “我想知道的是,原先是什么東西使我寫了個東西。”托馬斯馬上想起來了:她象一個放在草籃里的孩子,順水漂到了他的床邊。是的,他因此才拿起了那本書,追隨那些羅慕路斯、摩西以及俄狄浦斯的故事。現在,她又與他在一起了,他看見她用紅頭巾把烏鴉包起來擁在**。她的幻象使他平靜下來,似乎在告訴他,特麗莎還活著,與他住在同一座城市里,其他什么都是無所謂的。 這回是編輯打破了沉默:“我懂了。我畢竟也不喜歡那種懲罰觀念。”他笑著補充,“我們不是為了懲罰而呼吁懲罰,是要用懲罰來消滅懲罰。” “我知道。”托馬斯說。幾秒鐘之后,他可能就要做一件很高尚的事,卻是完全、絕對毫無用處的事(因為這不能幫助政治犯),還是一件使他不高興的事(因為這是那兩個人壓著他干的)。 “簽字是你的責任。”他兒于幾乎是在懇求。 責任?他兒子向他提起責任?這是任何人能向他使用的最糟糕的字眼!再一次,特麗莎的幻影又浮現在他的眼前。他記起特麗莎用手臂抱著那只烏鴉,記起她前天曾被一位密探勾引,記起她的手又開始顫抖。她老了,她是他的一切。她,六個偶然性的產物;她,那位主治大夫坐骨神經痛帶來的果實;她,他所有“非如此不可”的對立面——是他唯一關心的東西。 為什么竟然去想什么簽還是不簽?他的一切決定都只能有一個準則:就是不能做任何傷害她的事。托馬斯救不了政治犯,但能使特麗莎幸福。他甚至并不能真正做到那一點。但如果他在請愿書上簽名,可以確信,密探們會更多地去光顧她,她的手就會顫抖得更加厲害。 “把一只半死的烏鴉從地里挖出來,比交給主席的請愿書重要得多。”他說。 他知道,他的話是不能被理解的,但能使他玩味無窮。他感到一種突如其來、毫無預料的陶醉之感向他襲來。當年他嚴肅地向妻子宣布再不希望見到她和兒子時,就有這種相同的黑色闊醉。他送掉那封意昧著斷送自己醫學事業的文章時,就有這種相同的黑色陶醉。他不能肯定自已是否做對了,但能肯定他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 “對不起,”他說,“我不簽名。”15 幾天后,他從報紙上讀到了有關請愿書的一些文章。 當然,那些文章里,沒有一個字提及它是在彬彬有禮地呼吁**政治犯。沒有一份報紙引用那篇短文的只言片語。相反,它們用大量的篇幅,用含混的恐嚇之詞,談著一份旨在為一場新的反社會主義運動奠定基礎的反政府宣言。它們還列舉了所有的簽名者,每個人名下都伴有使托馬斯起雞皮疙瘩的誹謗與攻擊。 這并非出人意外。任何不是當局組織的公開活動(會議、請愿、街頭聚眾),都理所當然地視為非法,所有參與者都會陷入危險,這已成為常識。但是,也許這會使托馬斯對自己沒有為請愿簽名更加感到歉疚。他為什么沒有簽?他再也記不起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他的決定。 我再一次看見他,象小說開頭時那樣出現在我跟前:他站在窗前,目光越過庭院落在那邊的墻上。 這就是產生他的意象。我前面指出過,作品中的人物不象生活中的人,不是女人生出來的,他們誕生于一個情境,一個句子,一個隱喻。簡單說來那隱喻包含著一種基本的人類可能性,在作者看來它還沒有被人發現或沒有被人扼要地談及。 但是,一個作者只能寫他自己,難道不是真的嗎? 穿越庭院的凝視以及不知所措的茫然;熱戀中的女人聽到自己胃里頑固的咕咕聲響;缺乏意志拋棄自己背叛魔途的背叛;偉大進軍中與人們一起舉起的拳頭;在暗藏的竊聽器前的智慧表演——我知道這一切情境,我自己都經歷過,但這一切未能產生我提綱**中和作品描繪中的人物。我小說中的人物是我自己沒有意識到的種種可能性。正因為如此,我對他們都一樣地喜愛,也一樣地被他們驚嚇。他們每一個人都已越過了我自己固定的界線。對界線的跨越(我的“我”只存在于界線之內)最能吸引我,因為在界線那邊就開始了小說所要求的神秘。小說已不是作者的自白,是對人類生活——生活在已經成為羅網的世界里——的調查。但是夠了,讓我們還是回到托馬斯吧。 他一個人在公離里,目光越過庭院,落在對面那幢建筑的臟墻上。他想念那高個;駝背以及大下巴的編輯,還有他的朋友們。他并不認識他們,他們甚至從未進入他的生活圈子。他感到自己仿佛剛在火車月臺上碰到一位漂亮女人,還來不及跟她說什么,她就步入臥車廂,去了伊斯坦布爾或里斯本。 他再一次極力想著自己應該怎么辦。他盡了最大的努力排除每一點感情上的因素(比如他對那位編輯的崇拜以及兒子給他的惱怒),但仍然拿不定主意,究竟該不該在他們給的文件上簽名。 萬馬齊喑時的大聲疾呼是對的嗎?是的。 從另一方面講,為什么報紙提供這么多篇幅對請愿書大做文章呢?新聞界(全部由國家操縱)畢竟可以保持沉默,沒有比這更明智的了。他們把請愿書大肆張揚,請愿書隨即被統治者玩于股掌之中!真是天賜神物,為一場新的迫害浪潮提供了極好的開端和辯解詞。 那么他該怎么辦?簽還是不簽? 用另一種方式提出問題就是:是大叫大喊以加速滅亡好呢,還是保持沉默得以延緩死期強呢? 這些問題還有其他答案嗎? 他又一次回到了我們已經知道的思索:人類生命只有一次,我們不能測定我們的決策孰好孰壞,原因就是在一個給定購情境中,我們只能作一個決定。我們沒有被賜予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生命來比較各種各樣的決斷。 在這一方面,歷史與個人生命是類似的。捷克只有一部歷史,某一天它將象托馬斯的生命一樣有個確定的終結,不再重復。 1618年,捷克的各階層敢作敢為,把兩名高級官員從布拉格城堡的窗子里扔了出去,**他們對維也拉君主統治的怒火。他們的挑釁引起了三十年戰爭,幾乎導致整個捷克民族的毀滅。捷克人應該表現比勇氣更大的謹慎么?回答也許顯得很簡單:不。 三百二十年過去了,1938年的慕尼黑會議之后,全世界決定把捷克的國土犧牲給希特勒。捷克人應該努力奮起與比他們強大八倍的力量抗衡嗎?與1618年相對照,他們選擇了謹慎。他們的投降條約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繼而喪失自己的民族自主權幾十年,或者甚至是幾百年之久。他們應該選擇比謹慎更多的勇氣嗎?他們應該怎么辦呢? 如果捷克的歷史能夠重演,我們當然應該精心試驗每一次的其他可能性,比較其結果。沒有這樣的實驗,所有這一類的考慮都只是一種假定**。 EinmalistKeinmal。只發生一次的事,就是壓根兒沒有發生過的事。捷克人的歷史不會重演了,歐洲的歷史也不會重演了。捷克人和歐洲的歷史的兩張草圖,來自命中注定無法有經驗的人類的筆下。歷史和個人生命一樣,輕得不能承受,輕若鴻毛,輕如塵埃,卷入了太空,它是明天不復存在的任何東西。 托馬斯再一次懷著愛情般的懷念之情,想起了高個駝背的編輯。那個人于起來似乎把歷史看成一幅完成了的圖畫而不是草圖。他于起來似乎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永無休止地重演,會永劫回歸,絲毫也不懷疑自己的行為。他自信自己是對的,在他看來,那不是一種心胸狹窄而是美德的標志。是的,那人生活在與托馬斯不一樣的歷史之中:一部不是草圖的歷史(或者沒有意識到而已)。16 幾天后,他又被另一種思想所打動,我把它記在這里作為上一節的補充:在太空以外的什么地方有一顆星球,所有的人都能在那里再生,對于自己在地球上所經歷的生活和所積累的經驗,都有充分的感知。 或許還有另一顆星球,我們將在那兒帶著前兩次生命的經驗,第三次再生。 或許還有更多更多的星球,人類將在那里誕生于更成熟的層次(一個層次即一次生命)。 這就是托馬斯版本的永劫回歸觀。 當然,我們立足于地球(第一號星球,無經驗的星球),對于其他星球上的人將會如何,只能杜撰出朦朦朧朧的異想。他會比我們更聰明?人的能力中有更多的成熟?他能通過重復經驗獲得這種成熟? 只有從這樣一個烏托邦的觀念出發,才有可能充分正確地使用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的概念:樂觀主義者無非是認為第五號星球上的人類史將會少一些血污,悲觀主義者則不這樣看。17 朱爾斯.弗恩的一部著名小說《兩年的假日》,是托馬斯少年時最愛讀的。兩年的確是一個極大的數字。托馬斯當窗戶擦洗工已逾三年了。 幾個星期以來,他漸漸意識到(半悲哀、半自嘲地)自己正在變得精疲力竭(他每天有一次甚至有時是兩次的性約會)。他并末失去對女人的興趣,但發現自己已將氣力使到了極限。(讓我補充一下,極限是指他的體力,不是指他的性功能;他的問題是氣喘吁吁,而與**無關,事物狀態都有其喜劇性的一面。) 一天,他正為自己下午要抽空子了愿赴約而遭難,看上去象要度一個稀罕的假日。他渴望以極,給一個年輕女人打了差不多十次電話。對方是個嫵媚的表演專業學生,皮膚在南斯拉夫平整的裸泳海灘上曬得黑黝黝的,那種海灘使人聯想起機動烤肉板上慢慢的旋轉燒烤。 他干完活,打了最后一次電話,四點鐘動身去辦公室遞交自己的工單。在布拉格市中心,他被一位未能認出來的女人攔住了:“你究竟躲到哪兒去啦?我八輩子都沒見到你啦!” 托馬斯搜索枯腸,想記出她是誰。是他以前的一位病人嗎?那樣子倒象個親密朋友。他盡力搭著腔以掩蓋自己沒認出她來的事實。好一陣,他才從一個偶然的記號認出了那姑娘:曬得黑黑的小演員,就是他成天一直在找的那一位。他這才著手打主意,如何把對方引誘到朋友的公寓里去(他口袋里有鑰匙)。 這段插曲使他好笑,又使他害怕:這證明他的腦力和體力一樣都消耗殆盡了。兩年的假期不能再無限期地延續下去。18 告別手術臺的假日,也是告別特麗莎的假日。六天很難見面的日子后,他們最終能充滿著愛欲在星期天相聚;但是象托馬斯從蘇黎世回來的那天晚上,他們顯得疏遠,很長一段時間之后才能接觸和**。生理的愛給他們**,但沒有慰藉。她不再象以前那樣大聲喊叫,高潮時臉上的扭曲,在他看來是痛苦的表示和奇怪的心不在焉。只有在夜里睡著了,他們才溫柔地依偎在一起。握著他的手,她忘記了那一道將他們隔開的深淵(白晝的深淵)。夜里,托馬斯既沒時間也無辦法去保護她和關懷她。而早上,看見她是令人傷心和害怕的:她顯得又悲哀又虛弱。 一個星期天,她請他開車把她帶到布拉格城外去。他們去了一個礦泉區,發現那里所有的街道都換了俄國名字,還碰巧遇到了托馬斯以前的一位病人。托馬斯被這次招見擊垮了。他在這兒突然作為一個醫生與別人談起話來,能感覺出以前那種生活,帶著按部就班看見病人的**,帶著病人們信任的目光,正跨越歲月的斷層向他撲來。他曾經裝作對這些目光視而不見,事實上他是滋滋有昧,現在更是極其思念。 回家的路上,他思索著,這一災難性的大錯都是從蘇黎世回布拉格造成的。他老盯著路面,避免去看特麗莎。他對她很惱火。她在身邊的出現比往日更顯得是一種忍受不了的偶然。她在他身邊干什么?是誰把她放在草籃里并讓她順水漂下來?為什么把他的床選作了堤岸?為什么是她而不是一個別的女人? 一路上誰也沒講一句話。 回到家里,他們也默默地吃飯。 沉默,象一片云海橫在他們中間,隨著時間分分秒秒地過去,越來越沉重。他們逃離這片苦海,徑直上了床。半夜里他把她叫醒了。她正在哭。 她告訴他:“我被埋掉了,給埋了許久許久。你每周來看我一次,每次你都敲敲墳墓,我就出來了。我眼里都是泥。” “你總是說,‘你怎么會看得見的?’你想把我眼里的泥擦掉。” “我總是說,‘我還是看不見,我的眼睛已經成了空洞。’ “后來有一天,你要去長途旅行。我知道你是同另一個女人一起去的。幾個星期過去了,不見你的影子。我害怕同你錯過,就不睡覺了。最后,你又敲著墳墓,但是我整整一個月沒有睡覺了,已經累壞了。我想我是不能再從那里出來了。我終于又出來的時候,你顯得失望。你說我看來不舒服。我感覺得出,我下塌的兩頰和緊張的姿態使你覺得多么難看。 “我道歉說,‘對不起,你走以后我沒合一下眼。’ ‘是嗎?’你的聲音里全是裝出來的高興。‘你需要好好的休息,需要一個月的假期!’” “好象我不知道你想的什么!一個月假,意味著你一個月不愿來看我,你有另一個女人。你走了,我又掉進了墳墓。心里完全明白,我又會有不能睡覺的一個月來等著你。你再來的時候,我會更加丑,你會更加失望。” 他從來沒聽到過比這更令人慘痛的東西,他緊緊摟著她,感到她的身體在顫抖哆嗦。他想,他再也不能承受這種愛了。 讓炸彈把這個星球炸得晃蕩起來,讓這個國家每天都被新的群蠻掠奪,讓他的同胞們都被帶出去槍斃——他更能接受這一切,只是比較難于大膽承認。但是,特麗莎夢中的悲傷之夢卻使他承受不了。 他企圖重新進入她講述的夢,想象自己撫**她的臉龐,輕巧地——一定不讓她知道這一點——把她眼窩里的泥擦掉。然后,他聽到她話中難以置信的悲愴:“我還是看不見,我的眼睛已經成了空洞。” 他的心要碎了,感到自己正處于心肌梗死的邊緣。 特麗莎又睡著了。他睡不著,想象著她的死亡。她帶著可怕的題夢死了,由于她死了,他再也不能把她從噩夢中喚醒。是的,這就是死亡:特麗莎帶著可怕的噩夢睡著了,而他再也不能將她喚醒。19 托馬斯的祖國被侵占已經五年了,布拉格發生了可觀的變化。托馬斯在街上遇到的人不一樣了,朋友們有一半去了國外,留下的有一半已經死去。將來不為歷史學家們記載的事實是,入侵后的這些年是一個葬禮的時代:死亡率急劇上升。我不是說人們都是象小說家普羅恰茲卡一樣,是被逼致死的(當然不多)。這位小說家的私人談話在電臺播了兩個星期之后,他便住進了醫院。到那時為止一直潛伏在他體內的癌細胞,突然象玫瑰花一樣開放了。他在警察的陪同下接受了手術。他們發現他危在旦夕,才對他失去了興趣,讓他死在他妻子的懷里。但有許多并沒有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死了,絕望之感在整個國家彌漫,滲入人們的靈魂和肉體,把人們摧垮。有些人不顧一切地從當局的寵愛下逃出來,不愿意接受與新領導人握手言歡,充作展品的榮幸。詩人赫魯賓正是這樣死的——他逃離了當局的愛。他盡一切可能躲著那位文化部長,而部長直到他的葬禮時也沒能抓住他,只能在他的墓前演說中大談詩人對蘇聯的熱愛。也許他希望自己的話會虛假得令入勃然大怒,使赫魯賓從死亡中震醒過來。但這個世界太丑陋了,沒有人決意從墳墓中重新站出來。 一天,托馬斯到火葬場去參加一位著名生物學家的葬禮,此人曾被大學和科學院趕了出來。當局禁止在訃告中提到葬禮的時間,害怕葬禮會變成一次示威。哀悼者們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尸體將于清晨六時半火化。 進入火葬場,托馬斯不明白發生了什么事:大廳里亮極了,象是個攝影棚。他迷惑地看了看四周,發現有三處地方設置了攝像機。不,這不是拍電視,是警察局安的,要拍下葬禮去研究是哪些人參加葬禮。死者的一位老同事現在仍然是科學院的成員,足夠勇敢地作了墓前演講。他從沒打算過要成為電影明星。 葬禮完了,大家向死者的家屬致敬。托馬斯發現大廳一角有一圈人,那位高個駝背的編輯也在其中。看到他,托馬斯感到自己是多么想念這些無所畏懼情同手足的人。他笑著打招呼,開始朝編輯那邊走去。編輯看見他便說:“小心!不要靠近!” 說來真是一件怪事。托馬斯弄不清是否能把這句話理解為一句誠懇友好的忠告(“看著點,我們正在被拍照;你與我們講話,又會卷入另一次審訊。”),或者把它理解為一句嘲諷(“既然你不能勇敢地在請愿書上簽名,那就始終如一吧,別同我們攀老交情了。”)。無論這話是什么意思,托馬斯聽取了勸告,走開了。他感到那月臺上的漂亮女人不僅僅步入了臥車廂,而且,正當他要表示自己是多么崇拜她時,對方卻把手指壓在他嘴上,不讓他說出來。20 那天下午,他還有一次有趣的遭遇。他正在洗一個大商店的櫥窗,一個小伙子在他右邊站住,靠近櫥窗,開始細細查看牌價。 “漲價啦。”托馬斯沒停下手中沖洗玻璃的水柱。 那人看看托馬斯。他就是托馬斯在醫院時的同事,曾經以為托馬斯寫了自我批評的聲明而加以譏笑的那個人。我曾經把他稱為S。托馬斯很高興見到他(如此天真,正如我們對沒有料到的事情感到高興一樣),但他從老同事眼中看到的(在S面前,他有機會使自己鎮定一下),是一種不甚愉快的驚訝。 “你好嗎?”S問。 托馬斯還沒應答,就看出S對這樣提問頗覺羞愧。一個干著本行的醫生問一個正洗著櫥窗的醫生近來如何,顯然是可笑的。 為了消除緊張氣氛,托馬斯盡可能輕松地說出幾個字來:“好,還好!”他馬上感到,無論他說得多么費力(事實上,因為他太費力),他的“好”聽起來象是苦澀的反語。他很快加上一句,“醫院里有什么新鮮事?” “沒什么,”S回答,“還是老樣子。” 他回答得盡可能不失分寸,但也顯得極不合適。兩人都知道這一點,兩人都知道他們都知道這一點。他們中的一個正在洗窗戶,怎么能說“還是老樣子”呢? “主治大夫怎么樣?”托瑪斯問。 “你是說你沒有見過他羅?”S問。 “沒有。”托馬斯說。 這是真的。從他離開醫院那天起,他一次也沒見過主治醫生。他們曾一起工作得那么好,甚至都開始把對方視為自己的朋友。所以無論他怎么說,他的“沒有”中有一種悲涼的震顫。托馬斯懷疑S對他提出這個話題頗覺慍怒:象主治醫生一樣,S也從未順路探訪過托馬斯,沒問他工作怎么樣或者是否需要什么。 兩位老同事之間的任何談話都是不可能的,盡管雙方都感到遺憾,特別是托馬斯。他并不因為同事忘記了他而生氣。如果他能對身邊的年輕人說清楚什么的話,他真正想說的是:“沒有什么可羞愧的,我們各走各的路這完全正常。也沒有什么可以不安的,我很高興見到你!”但他不敢這么說。到眼下為止,他說出來的一切都好象出于某種心計,這些誠懇的話在他的同事聽來,也同樣是嘲諷。 “對不起,”S停了很久才說,“我實在是有急事,”他伸出了手,“我會給你打電話的。” 那陣子,同事們假定他為懦夫而對他嗤之以鼻時,他們都對他微笑;現在,他們不能再鄙視他了,不得不尊敬他了,卻對他敬而遠之。 還有,即使是他的老病人,也不再邀請他了,不再用香檳酒歡迎他了。這種落魄知識分子的處境不再顯得優越,已變成了一種必須正視的永恒,以及令人不快的東西。21 他回到家里躺下來,比往常睡得早,一小時之后卻被胃痛醒。每當他消沉的時候,老毛病就冒了出來。他打開藥箱,罵了一句:箱子里空蕩蕩的,他忘了給它配藥。他試圖用意志力控制住**,也確實相當有效,但再也無法成眠。特麗莎一點半鐘才回家,他覺得自己想跟她閑聊點什么,于是講了葬禮,講了編輯拒絕跟他講話,還有他與S的相遇。 “布拉格近來變得這么丑惡了。”特麗莎說。 “我知道。”托馬斯說。 特麗莎停了一下,溫柔地說:“最好的辦法是搬走。” “我同意,”托馬斯說,“但是沒有什么地方可去。” 他穿著睡衣坐在床上,她也過來坐在他旁邊,從側面摟住他的身體。 “到鄉下去怎么樣?”她說。 “鄉下?”他感到驚訝。 “我們可以獨自在那里過日子,你不會碰到那個編輯,或者你的老同事。那里的人是不一樣的。我們回到大自然去,大自然總是原來的樣子。” 正在這時,托馬斯又一陣胃痛,感到全身發冷,感到自己渴望的莫過于平靜與安寧。 “也許你是對的。”他艱難地說,**使呼吸都很困難。 “我們會有一所小房子,一個小花園,但要足夠的大,給卡列寧一個象樣的活動場地。” “是的。”托馬斯說。 他努力想象搬下鄉去以后生活將是個什么樣子。他很難每個星期都找到新的女人,這意味著性冒險的終結。 特麗莎象猜透了他的心思:“唯一的問題,在鄉下,你會對我厭煩的。” **更加**了,使他說不出話來。他突然覺得自己的女色追求,也是一種“非如此不可!”——一種奴役著他的職責。他渴望假日,然而是一個絕對的假日,從所有職責中解脫,從一切“非如此不可”中解脫。他能告假離開醫院的手術臺(一種永久的休息),為什么不能告假離開世界的手術臺?離開女人們那百萬分之一的虛幻的差異?離開那把想象中切開女人們保險箱的解剖刀? “你的胃又搗蛋了!”特麗莎這才意識到有些不對頭,叫了起來。 他點了點頭。 “打針了嗎?” 他搖了搖頭:“我忘了給藥箱補充藥品。” 她顧不上嗔怪他的粗心大意,**了模他的前額,那里有因為痛楚而冒出來的密密汗珠。 他的頭沒有離開枕頭,朝她轉過來,幾乎是氣喘吁吁:對方眼中燃燒著不堪忍受的悲傷。 “告訴我,特麗莎,怎么啦?最近你有心事,我能感覺得出來,我知道。” “沒有,”她搖搖頭,“沒有什么事。” “你否認也沒有用。” “都是些老事情。”她說。 “老事情”意味著她的嫉妒和他的不忠。 但托馬斯不愿意收場:“不,特麗莎,這一次有點不同。以前從沒有這樣嚴重。” “那好吧,我來告訴你,”她說,“去,洗洗你的頭發吧。” 他不明白。 她解釋的語調是傷感的,沒有敵意的,差不多是柔和的:“幾個月了,你的頭發上有一種強烈的氣味,是女性**的氣味。我本不想告訴你,可是一夜又一夜,我一直聞著你某個情婦下體的氣味。” 聽她說完,他的胃又開始痛起來。簡直要命。他總是把自己洗得很徹底!身上,手上,臉上,確認沒有留下絲毫她們的氣味。甚至避免用她們的香皂,每次都執行自己種種苛刻的規程。但他忘記了自己的頭發!居然從未想到過這一點! 他回憶起那個女人沖著自己的臉叉開**,要他用臉和頭頂跟她干。多么愚蠢的主意!他現在恨她。他看出抵賴也沒有用處,所能做的事,只是傻傻地笑笑,去浴室里洗頭發。 她又**了**他的額頭:“呆在床上吧,別費心去洗那東西了,我現在都習慣了。” 他的胃真是痛殺了他,他渴望平靜與安寧。“我會給我那位病人寫信的,就是我們在礦泉遇到的那位。你知道他村子的那個地區嗎?” 托馬斯極難談下去了,所能說的只是:“樹林子……環繞的山……” “沒有關系,這是以后的事。我們要離開這里,但現在別說了……”她還是一直**著他的額頭。兩人并排躺在那兒,不再言語。慢慢地,痛感消退了,他們很快進入夢鄉。22 半夜里他醒來了,驚訝地發現自己在做著一個又一個的春夢。唯一能回想清楚的是最后一個:一個巨大的**女人,至少是他體積的五倍,仰浮在一個水池里。從她兩腿分叉處一直到臍眼的**部,都蓋著厚厚的毛。他從池子一邊看著她,亢奮以極。 身體被胃病折騰得虛弱不堪之時,他怎么亢奮得起來?看到一個他清楚地意識到會拒絕自己的女人,怎么會使他亢奮? 他以為:在人腦機件里,有兩個朝相反方向轉動的齒輪。一個載著想象,另一個載著肉體的反應。載有裸身女人想象的齒輪,帶動著相應的勃起指令齒輪。但有些時候,由于這種或那種原因,齒輪錯位了,亢奮齒輪會與一個載著飛燕想象的齒輪相配合。一只燕子的景象會帶來**的勃起。 此外,托馬斯的一位同事是研究人類睡眠的專家。他的研究表明,在任何一種夢境中,男人們都有勃起現象,這說明勃起現象與**女人之間的聯系,只是造物主塞進入腦機件中一千種運動方式中的一種。 那么愛情與這有什么關系呢?什么關系也沒有。托馬斯頭腦中的齒輪不協調了,他會因為看見一只燕子而亢奮,這對他與特麗莎的愛絕對沒有影響。 如果說,性亢奮是我們的造物主為了自己取樂而用的一種裝置,那么愛就是唯獨屬于我們自己的東西,能使我們擺脫造物主。愛情是我們的自由,愛情處于“非如此不可”的規則之外。 雖然這不完全是真的。即使愛情有別于造物主為自己取樂而設置的機件,愛仍然是從屬于它的。愛從屬于性,象一位秀美的**女人服從一座巨鐘的鐘擺。 托馬斯以為:使愛從屬于性,是造物主最稀奇古怪的主意之一。 他還認為,把愛情從愚蠢的**中拯救出來,辦法之一就是在我們頭腦中設置某種機件,能讓我們看見一只燕子也亢奮。 他帶著甜甜的思索開始打盹。就在他即將入睡的那一刻,在眾多概念渾渾沌沌的無人區中,他突然確信自已發現了所有的謎底,一切神秘的關鍵,一個新的烏托邦,一座天堂:在那個世界里,男人因看見一只燕子而亢奮,托馬斯對特麗莎的愛情,不會被**的愚蠢干犯所侵擾。 于是,他安睡了。23 幾個半裸的女人盡力纏著他,但是他累了,一心擺脫她們,打開了通向隔壁房間的門。他看見一位年輕女朗,正面對著他側臥在一張沙發上,也是半裸著**,除了短褲什么也沒穿。她撐著臂肘,面帶微笑看著他,看來知道他會到來。 他向她走過來,難以形容的狂喜之情注滿身心,想到自己終于找到了她,終于能在這里與她相會。他坐在她身旁,對她說了些什么。她也說了些什么,顯出一種鎮定,一只手緩慢而輕柔地擺動。他一生追求的就是她這種舉動的鎮定,女性的鎮定是他一輩子困惑不解的問題。 正在這時,夢境又滑回現實。他發現自己回到了那種似睡非睡的無人區。遇見女人的情景在他眼前漸漸消逝,使他驚嚇恐懼。他對自己說,上帝,失去她是何等可恨呵!他竭盡全力想回憶起她是誰,在哪里遇見過她,他們一起經歷道什么。她對他如此熟悉,他怎么可能忘了她呢?他答應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繪她,但剛答應便意識到這無法兌現: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他怎么能把這么熟悉的人的名字給忘了呢?這時,他幾乎完全醒了,眼睛是睜開的,他在問自己,我在哪里?是的,在布拉格,但那女人也住在這里嗎?我不是在別的什么地方見到她嗎?她是從瑞士來的嗎?他花了很長的時間才弄明白,他并不認識那個女人,她既不是來自布拉格也不是來自瑞士,她就住在自己的夢里而不是別的地方。 他如此惶惶不安,直挺挺地在床上坐起來。特麗莎在他身旁深深地呼吸。他想,夢中的女人與他見過的任何女人都不一樣,他認為自已最熟知的女人結果是他不曾相識的女人,但她還是他一直向往著的人。如果他有一個個人的伊甸樂園,他一定將陪伴著她生活其中。這個來自夢境的女人是他愛情中的“非如此不可”。 他突然回想起柏拉圖《對話錄》中的著名假說:原來的人都是兩性人,自從上帝把人一劈為二,所有的這一半都在世界上漫游著尋找那一半。愛情,就是我們渴求著失去了的那一半自己。 讓我們假設這樣一種情況,在世界的某一地方,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曾經是自己身體一部分的伙伴。托馬斯的另一半就是他夢見的年輕女子。問題在于,人找不到自己的那一半。相反,有一個人用一個草籃把特麗莎送給了他。假如后來他又碰到了那位意味著自己的一半的女郎,那又怎么辦呢?他更衷愛哪一位?來自草籃的女子,還是來自柏拉圖假說的女子? 他試圖想象,自己與那夢中女子生活在理想的世界里,他看見在他們理想房舍敞開的窗前,特麗莎孤零零地一個人走過,停下來朝他打望,眼中流露出無盡的悲哀。他受不了她的那一瞥,又一次感到她的痛楚痛在自己心里,又一次被同情所折磨,深深地沉入特麗莎的靈魂。他從窗子里跳出去,但她苦澀地要他呆在他感覺快樂的地方,做出那些唐突、生硬的動作,使他煩悶不快。他抓住對方那雙緊張的手,壓在自己的雙手之間使它們鎮定。他知道,眼下以及將來,他將拋棄快樂的房舍,眼下以及將來,他將放棄他的天堂和夢中女郎,他將背叛他愛情的“非如此不可”,伴隨特麗莎離去,伴隨那六個偶然性所生下來的女人。 他一直坐在床上,看著躺在身旁的這位女人,在睡夢中還抓著他的手。他覺出一種對她無法言表的愛。這一刻她一定睡得不沉,因為她睜開了雙眼,用疑慮的目光打量著他。 “你在看什么呢?”她問。 他知道不該弄醒她,應該哄她繼續睡覺。他試圖作出一種回答,往她腦子里種下一種新的夢境。 “我在看星星。”他說。 “不要說你在看星星了,你騙我。你在往下看。” “那是因為我們在飛機上,星星在我們下面。” “哦,飛機上。”特麗莎把他的手攥得更緊了,隨后又昏昏欲睡。托馬斯知道,特麗莎正從飛機的圓形窗戶往外看,飛機正在群星之上高高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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