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作者:米蘭·昆德拉

1 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述,特麗莎出其不意來到布拉格那天,托馬斯與她**。就在那一天,或者說就在那一刻,特麗莎突然發起燒來。他站在她床前,看著她躺在床上,不禁想到她是一個被置入草籃里的孩子,順水漂到了他的面前。 這種棄兒的幻想總是使他感到親切,而他常常思索著那些有關棄兒的古老神話。顯然,正是這種思緒使他讀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譯本。 俄狄浦斯的故事是眾所周知的:他是一個被遺棄的嬰孩,被波里布斯國王收養,長大成人。一天,他遇見一位顯貴官員沿著山路騎馬而來。一場口角,他競把那人給殺了。后來,他成了伊俄卡斯達王后的丈夫,當了底比斯國的國王。他一點兒也不知道他在山里殺的人就是自己的父親,而與他同床共枕的竟是他母親。正在這時,命運之神降災于他的臣民,瘟疫蔓延,人們痛苦不堪。俄狄浦斯得知自己正是災禍之源,便自刺雙目,離開底比斯流浪而去。2 任何一個認為中歐某些共產黨當局是一種罪惡特產的人,都看出了一個基本事實:罪惡的當局并非由犯罪分子們組成,而是由熱情分子組成的。他們確認自己發現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通道,如此英勇地捍衛這條通道,競可以迫不得已地處死許多人。,后來的現實清楚表明,沒有什么天堂,只是熱情分子成了殺人兇手。 隨后,人人都開始對追隨當局者們叫嚷:你們應該對我們祖國的不幸負責(它已變得如此貧窮荒涼),你們應該對我們祖國的主權失落負責(它落入蘇聯之手),你們還應該對那些合法的謀殺負責! 被指控的人卻回答:我們不知道!我們上當了!我們是真正的信奉者!我們內心深處天真無邪! 未了,這場爭論歸結為一個問題:他們是真的不知道呢還是在遮入耳目? 托馬斯(與他的一千萬捷克同胞一樣)密切關注著這場爭論。他認為,肯定有那么一些人,并非不知道這種暴行的后果(他們不會對俄國革命后以及現在仍在繼續的罪行視而不見),倒是有可能,大多數共產黨人對這一切的確缺乏了解。 但他心里想,無論他們知道或不知道,這不是主要問題;主要問題是,是不是因為一個人不知道他就一身清白?難道坐在王位上的因為是個傻子,就可以對他的臣民完全不負責嗎? 我們承認,五十年代初期,某個制造冤案處死無事的檢查宮,是被俄國秘密警察和他自己的政府給騙了。可現在,我們都知道那些宣判荒誕不經,被處死者冤屈清白,這位檢查宮先生怎么還可以捶胸頓足大聲疾呼地為自己的心靈純潔辯護呢?我的良心是好的!我不知道!我是個信奉者!難道不正是他的“我不知道”,“我是個信奉者”造成了無可彌補的罪孽么? 由于這種聯想,托馬斯回顧了俄狄浦斯的故事:俄狄浦斯不知道他娶的是自己的母親。他知道事實真相后,不認為自己是清白無辜的,他無法忍受這種“不知道”造成的慘景。他刺瞎了雙眼,從底比斯出走流浪。 當托馬斯聽到追隨當局者為自己的內心純潔辯護時,他想,由于你們的“不知道”,這個國家失去了自由,也許幾百年都將失去自由,你們還能叫叫嚷嚷不感到內疚嗎?你們能正視你們所造成的一切?你們怎么不感到恐懼呢?你們有眼睛看嗎?如果有的話,你們該把眼睛刺掉,遠離底比斯流浪去! 這種類比使他如此高興,跟朋友交談時也時常引用,而且表達得越來越準確,越來越風趣。 他和當時所有的知識分子們一樣,常讀一種印數達三十萬份的捷克作家聯盟的周報。這家周報從當局那里獲得了相當的自主權,而且還涉及一些犯禁的問題。正是這家報紙提出了這個問題:當局執政初期記錄在案的政治審判及其殺人事件,誰來承擔罪責。 即便是這家作家報紙,也只是重復同一個問題:他們知道還是不知道?托馬斯認為這個問題是次要的,于是自己坐下來寫了那篇有關俄狄浦斯的感想,把它送給了周報。一個月后,他得到了回答,讓他去報社編輯室。簡短的寒暄之后,編輯便開門見山直入本題。他建議托馬斯把一個句子的語序改一改。很快,這篇文章在倒數第二版見報了,登在“讀者來信”欄目內。 托馬斯根本談不上高興。他們為了改變一個句子的語序,不惜叫他務必去編輯室跑一趟,而大刪大砍他的文章卻不請他。這一來,削弱了他的基本論點(使文章變得太圖解化,太過分),他一點兒也不喜歡這篇文章。 這一切都發生在1968年春天。亞歷山大.杜布切克還在當政,他與他那共產主義者們一起感到了內疚,并愿意為此而做點什么。但另一些共產黨人,老叫喊自己清白的那些人,害怕憤怒的民族將把他們送交法庭審判。他們天天到俄國大使館去訴苦,力圖取得支持。托馬斯的信一見報,他們便嚷開了:看看都會出些什么事吧!他們現在公開告訴我們,要挖我們的眼睛啦! 兩三個月之后,俄國人決定在他們的管轄區內取消言論自由,而且在一夜之間用武力攻占了托馬斯的祖國。3 托馬斯從蘇黎世回布拉格以后,繼續在他原來的醫院工作。一天,主治醫生把他叫去。 “我不說你也知道,”他說,“你既不是作家、新聞記者,也不是這個民族的救星。你是個醫生,一個科學工作者。失去你我會非常難過的。我將竭盡全力把你留在這里。但你不得不收回那篇關于俄狄浦新的文章,這件事對于你來說是極其重要的么?” 托馬斯想起他們把那篇文章刪掉了足足三分之一:“跟你說實話,沒有比這更不重要的了。” “你知道這件事關系到什么?”主治醫生說。 他是知道的。面前有兩樣東西得權衡一下:一樣是他的聲譽(取決于他是否拒絕收回自己說過的話),另一樣便是他稱為生命意義的東西(他的醫務工作與科學研究)。 主治醫生繼續說:“迫使人公開收回過去的聲明——有點象過時的搞法。把你說出去的話‘收回’來,究竟是什么意思?誰能明確地宣布他以前的一個想法不再有效了?在現代,是的,一種觀念可以被駁倒,但不可以被收回。那么,既然收回一種觀念是不可能的,僅僅是口頭上的,是一種形式上的巫術,我看你沒有理由不照他們希望的去做。一個靠恐嚇專政的社會里,什么樣的聲明也不必認真。它們都是強迫的產物,任何一個誠實的人都有責任不去理會它們。最后我得說的是,從我個人的利益和你的病人的利益出發,你該留在這里和我們一起。” “您是對的,我肯定。”托馬斯顯得很不高興。 “可是?”主治醫生想揣度他的思路。 “我恐怕會難為情的。” “難為情!你的意思是說你如此仰仗你的同事,所以要考慮他們怎么想?” “不,不是仰仗他們。”托馬斯說。 “哦,對了,”主治醫生補充道,“你不必作公開聲明,他們對我保證了的。他們都是些官僚,所需要的只是檔案里有張條子,意思是你沒有反政權的意思。以后如果有人攻擊他們,說他們還讓你在醫院工作,他們有個遮掩。他們給了我許諾,你所說的只讓你與他們之間知道,他們不打算發表其中的一個宇。” “給我一個星期想一想。”托馬斯把這事擱下來了。4 人們公認托馬斯是醫院里最好的外科醫生。謠傳主治醫生已接近退休年齡,很快會讓托馬斯接手。作為補充的是另一個謠言,說當局讓托馬斯寫自我批評的聲明。人們都相信他會從命。 使他震驚的第一件事是:盡管他從未讓人們有理由懷疑他的正直,但他們已準備打賭,寧可相信他的不誠實而不相信他的德行。 第二件使他震驚的事是:他們認定他如何如何以后,便紛紛作出反應。我得把這些反應歸結為基本兩大類: 第一類反應來自那些曾經收回過什么東西的人(他們自己或親友)。他們一直被迫與占領當局公開言歸于好,或者正打算這么做(當然是不愿意的——沒有人愿意這樣)。 這些人開始對他古怪地笑,這種笑他從來沒有見過:一種有著秘密勾當時會意而又忸怩的笑,正象兩個男人在一家妓院偶然相逢時的笑,雙方都有些窘迫,同時又都高興地覺得他們有著共同感情,一種類乎友愛的默契在他們之間滋生了。 又因為托馬斯從沒有過遵奉于人的名聲,他們于是笑得更加自鳴得意。關于他接受主治醫生建議的假想,已經進一步證實懦弱這東西正在緩慢地但是必然地成為人們行為的規范,而且會很快扭轉人們現在對懦弱的看法。他從沒與這些人交過朋友。他沮喪地意識到,如果真的照主治醫生說的去作一個聲明,他們就會開始請他去參加眾多晚會,他就不得不與之為伍。 第二種類型的反應來自那些受過迫害的人(他們自己或者親友)。他們曾經拒絕與占領當局握手言歡,或者確信自己將來也不會妥協(簽發一個聲明),盡管沒有人要求他們這樣做。(比方說,因為他們還太年輕,不必對他們認真對待。) S醫生就屬于后一類型,是一位頗具才華的年輕內科醫生。一天,他問托馬斯:“喂,你給他們寫了沒有?” “你說的是什么?”托馬斯反問他。 “怎么啦,你的收回聲明啊。”他語氣中沒有惡意,甚至笑了,一種從厚厚的笑容標本集里挑出來的微笑;有精神優越感和沾沾自喜的味道。 “告訴我,我收回觀點的事,你都知道些什么?”托馬斯問,“你讀過嗎?” “沒有。”S說。 “那你還羅嗦什么?” 還是沾沾自喜,還是微笑,S回答:“瞧,我們知道這事怎么處置。你給主治醫生或某個部長或者某個人寫封信,表說你收回前言,他將答應不泄漏出去,不羞辱作者。是不是這樣?” 托馬斯聳聳肩,讓S繼續說下去。 “可是,即使那個聲明已經安全歸檔,作者也知道,任何時候都有可能將其公之于眾的。于是,從那以后,他便不開口了,再不會說長道短,再不會有絲毫異議。只要他一露頭,聲明就會變成鉛字,他就臭名遠揚。總之,這是個相當好的辦法,沒有比這更好了。” “是呵,真是個好辦法,”托馬斯說,“但麻煩你告訴我,是誰對你說我同意寫那玩意兒?” S聳聳肩,臉上始終帶著笑。 托馬斯突然捕捉了一個奇怪的事實:人人都朝他笑,人人都希望他寫那個收回聲明,人人都會因此而高興!第一種人高興,是因為他將他們的懦弱抬高身價,使他們過去的行為看來是小事一樁,能歸還他們失去的名聲。第二種人高興,是因為他們能視自己的榮耀為特權,決不愿意讓出,甚至會慢慢培養出一種對懦弱者的暗暗喜愛。要是沒有這些懦弱者,他們的英勇將會立即變成一種無人景仰羨慕的苦差事,平凡而單調。 托馬斯受不了這些笑。他認為自己處處都看見這種笑,連街上陌生人的臉上也莫不如此。他開始失眠。事情能這樣嗎?他真的那么仰仗那些人嗎?不,他對他們沒好話可說,自己居然讓他們的眼色搞得如此不安,實在使他氣憤。這是完全不合邏輯的。一個這么不在乎別人的人怎么會這樣受制于別人的想法呢? 也許,這種根深蒂固的對人的不信任感(他懷疑那些人有權決定他的命運和對他給予評判),在他選擇職業時起了作用。眼下的職業使他可以回避公開露面。比方說,一個選擇政治家職業的人,當然會樂意去當眾指手劃腳評頭品足,懷著幼稚的自信,以為如此會獲得民眾的歡心。如果群眾表示了不贊同,那只會刺激他繼續干下去力爭做得更多更好。同樣,托馬斯也受到刺激,不過他的刺激來自疾病的診斷難點。 一個醫生不象政治家,也不象演員,只是被他的病人以及同行醫生所評價,就是說,是一種關上門后個人對個人的評價。面對那些品評者的目光,他能立即用自己的目光回答他們,為自己解釋或者辯護。現在,托馬斯生平第一次發現自己陷入了困境,數不清的目光都凝聚在他身上,他無法接應它們,既不能用目光也不能用言語來回答它們。他聽任每一個人的擺布,聽任人們在醫院內外議論著他(其時緊張的布拉格正謠言四起,誰背叛,誰告密,誰勾結,傳謠速度快如電報不可思議)。他雖然知道但毫無辦法。他對謠言如此不堪忍受感到驚奇,對自己如此病苦焦灼感到不可理解。他們對他的興趣令人不快,如同你碰我撞的擠迫,如同噩夢中一伙人七手八腳將我們的衣服**。 他去了主治醫生那里,告訴對方他不會寫一個字。 主治醫生異乎尋常地用力跟他握了握手,說他對托馬斯的決定早有預料。 “即使沒有那個聲明,也許您也能有辦法留我繼續工作吧。”托馬斯竭力暗示對方,他的解雇足以使所有的同事以辭職來威脅當局。 但他的同事做夢也沒想到要用辭職來嚇唬誰。不久(主治醫生比前次更為有力地握了,握他的手——幾天來他的手都是青一塊紫一塊的),他被迫離開了醫院。5 開始,他在一家離布拉格約五十英里的鄉村診所里混,每天乘火車往返兩地,回家就精疲力盡了。一年后,他設法找一個強些的差事,得到的卻是布拉格郊外某個診所里更低的職位。他在那里不可能干自己的外科本行,成了什么都干的通用品。候診室里總是擠成一團糟,他對付每一個病人還不要五分鐘,無非是告訴他們吃多少阿斯匹林,給他們開開病假條,送他們去找某些專科大夫。他看自己與其是醫生,還不如說是個管家仆人。 一天,門診時間完了,一個約**五十歲的男人拜訪了他,那人舉止的莊重增添了幾分高貴氣。他自我介紹,是國家內務部的代表,想邀請托馬斯到馬路那邊去喝一杯。 他要了一杯葡萄酒,托馬斯表示拒絕:“我還得開車回家,他們發現我喝了酒,會沒收我的執照。”內務部的人笑著說:“真要碰上什么事,給他們看看這個就行了。”他遞給托馬斯一張名片(顯然那不是他真正的名字),上面還有部里的電話號碼。 然后,他大談特談他如何欽佩托馬斯,大談特談整個部里的人如何難過,不忍心想到一位受人尊敬助外科醫生競在一所偏遠的小診所里分發阿斯匹林。他讓托馬斯懂得,雖然他不能出來說話,警察是不同意采用這么嚴厲的措施,把專家們從自己的崗位上趕走的。 從來沒有誰想到過要表揚托馬斯,于是他非常仔細地聽這位胖官員的講話,對那人在醫學方面的知識精確和細節熟悉感到驚訝。當我們面對奉承時,是多么沒有防備啊!托馬斯無法使自己不把部里官員的話當成一回事。 這不只是出于虛榮,更重要的是托馬斯缺乏經驗。當你對面坐著一個使人愉快、值得尊敬、有禮貌的人時,你要提醒自己說,他說的都不是實話,沒有一句出自真誠,是不容易的。保持不相信(經常地、完備地、毫不猶豫地),需要有極大的努力和適當的訓練——換句話說,要常常經受警察的盤問。而托馬斯缺乏這種訓練。 部里來的人繼續說:“我們知道,你在蘇黎世有極好的職位,我們非常贊賞你的回國。這是一種高尚的行為,你認識到了你的崗位在這里。”他又象責怪托馬斯似的說:“可你的崗位應該在手術臺上才對!” “我太同意了。”托馬斯說。 稍停了一下,部里來的人用悲哀的語調說:“那么告訴我,大夫,你真的認為共產黨員應該挖掉自己 的眼睛嗎?你,一位給那么多人賜予過健康的人,會這么認為嗎?” “太荒謬了!”托馬斯自衛地吼道,“你為什么不去讀讀我寫的東西?” “我讀過的。”部里來的人說。聲音聽起來似乎非常難受。 “我寫了共產黨員應該把眼睛挖去么?” “人人都是這么理解的。”部里來的人說。聲音變得越來越悲哀。 “你去讀全部的文章,我原先寫的那樣。你不會談到它的,登出來的文章被刪掉了一些。” “是嗎?”部里來的人警覺起來,“你是說他們不是按你寫的那樣發表的嗎?” “他們刪節了。” “很多嗎?” “大約三分之一。” 部里來的人看來真的吃了一驚:“他們這樣做是非常不合適的。” 托馬斯聳了聳肩。 “你應該抗議!他們責無旁貸地應該迅速刊登原稿。” “俄國人來以前,我還有閑工夫想想這事,那以后,我還有其它事要想。” “但你總不愿意人們認為你,一個醫生,要剝奪人看東西的權利吧!” “你想想,你懂嗎?這是一封給編輯的信,藏在報紙的角落里,沒有人注意它,除了俄國使館的人員。只有他們才去找它。” “別那么說!別那么想!我親自與很多人談過,他們讀過你的文章,對你這么寫感到吃驚。可你現在對我說,那文章與你寫的不相符合,有很多地方不對,是他們讓你寫的嗎?” “你是說那篇文章?不,我自己寫了交給他們的。” “你認識那里的人嗎?” “什么人?” “給你登文章的人呀。” “不。” “你是說你從未跟他們說過話?” “他們叫我親自去過一次。” “干嘛?” “還是關于文章。” “你跟誰談的?” “一位編輯。” “他叫什么名字?” 直到這時,托馬斯才意識到自已是在被審訊。他馬上明白了,他說的每一個字都有可能使某個人陷入危險。他顯然知道那位編輯的名字,卻否認了:“我不清楚。” “好啦,好啦,”那人的聲音中透出對托馬斯不老實的惱怒,“你總不能說,他連自我介紹都沒有?” 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實,我們良好的教養竟成了秘密警察的幫兇。我們不知道如何撤謊。我們的爸爸媽媽們老是命令我們“說實話”。這種思想灌輸變成了一種如此自覺的行為,以至我仍在審訊中對秘密警察撒謊都感到羞恥。對我們來說,與他爭一場或罵一頓(我們可以無動于衷),比當著他的面撤謊(這是唯一可行的),要簡單得多。 部里的人指責他不老實時,托馬斯幾乎要感到內疚了,他不得不逾越道德的障礙來堅持謊言:“我想,他的確作了介紹,但他的名字不響亮,我馬上就給忘了。” “他什么樣子?” 他打交道的那位編緝是一個淺棕色頭發、剪平頭的矮個子男人,托馬斯現在盡力選擇與他相反的特征:“高個子,留著長長的黑頭發。”他說。 “呵,”部里來的人說,“有個大下巴!” “對了。”托馬斯說。 “背有點駝。” “對了。”托馬斯心想,部里來的人現在已經認準某個人了。重要的不是托馬斯說出了某個可憐的編輯,而是他說出的情況是不真實的。 “那么他要見你是為了什么呢?你們談了些什么呢?” “有關詞序的問題。” 這聽起來象是在可笑地捏造借口。部里來的人對于托馬斯拒絕講實話更惱火了:“你開始說他們刪掉了你的文章的三分之一,接下來又對我說,他們跟你只談了詞序的問題!這合邏輯嗎?” 這回托馬斯回答得毫不為難,因為他講的絕對是實話:“是不合邏輯,但事實就是這樣。”他笑起來,“他們要求我允許他們改變一個句子的語序,隨后便把我寫的東西砍去了三分之一。” 部里來的人搖搖頭,似乎不能理解如此缺德的行為:“他們這樣做太亂彈琴了。” 他喝完了酒就作總結:“你是被人操縱了,大夫,被人利用了。遺憾的是你和你的病人都吃了苦頭。我們非常了解你積極的品質,我們知道該怎么辦。” 他向托馬斯把手伸過來,熱情地握了握手,然后各自乘自己的車走了。6 與那位部里來的人談過以后,托馬斯深深地陷入了消沉之中。他怎么能一直用快活的語調進行那場談話呢?如果說,當初他未能拒絕與那人打交道的話(他對于突如其來的事毫無準備,不知道法律寬容的限度),他至少可以拒絕象老朋友似的跟他喝酒嘛!假如有人看見他了,而且還認識那個人,必定推斷出托馬斯在為警察局工作!而且,他為什么要告訴對方文章刪節一事呢?干嘛要多嘴多舌?他對自己不高興到了極點。 兩周后,部里來的人又拜訪了他,又一次邀他出去喝酒。但這一次托馬斯提出要呆在自己的辦公室里。 “我完全理解你,大夫。”那人笑著說。 托馬斯對他的話產生了好奇。對方說那些話,就象一個棋手在告訴對手:你先走錯了一步。 他們相對而坐,托馬斯坐在辦公桌旁。他們大約談了十分鐘當時猖獗一時的流行**冒,然后那人說:“我們為你的事想了很多。如果僅僅是我們處理這事,那就不會有什么問題。可我們還得考慮社會輿論。無論你是有意還是無意,你那篇文章煽起了歇斯底里的反共之火。我得告訴你,有人甚至就因為你這篇文章,建議到法院去告你。法律中有一條。就是針對公開煽動暴力而言的。” 從內務部來的人停下來盯著托馬斯。托馬斯聳了聳肩。那人又用安慰的口氣說:“我們否決了這個建議。不論你在這件事上的責任有多大,從社會利益來看,需要你最大限度地發揮才能。你們醫院的主治醫生對你有極高的評價,我們也從病人那兒聽到了一些匯報。你是個優秀的專家。誰也不會要求一個醫生懂政治。是你把自己給推遠了。現在時機很好,我們把這個問題一次性了結吧。因此,我們為你準備了一份聲明樣稿。你所要做的,只是讓它在報上的發表合法。我們會在適當的時候把它發表出來。”他交給托馬斯一張紙。 托馬斯讀了上面寫的東西,給嚇了一跳。這比兩年前主治醫生要他簽的聲明糟糕多了。不是停留在收回俄狄浦斯讀后感的問題,還包含了親蘇、許愿效忠當局、譴責知識分子、說他們是想挑起內戰等等內容。除此之外,聲明還痛斥那位周報編輯(特別強調那個高個頭、駝背的編輯,托馬斯知道此人的名字并見過他的照片,但從未見到過他),說他有意曲解托馬斯的文章,為他們自己的目的服務,把那篇文章變成了一篇反革命宣言:他們竟躲在一位天真的醫生背后寫這樣一篇文章,也未免太膽小了。 部里來的人從托馬斯眼中看出了驚愕,把**湊過去,在桌子下面將他的膝蓋友好地拍了拍。“別忘了,大夫,這只是個樣稿!好好想一想,如果有什么地方要改動,我想我們會達成協議的。畢竟,這是你的聲明!” 托馬斯把那張紙推還給秘密警察,好象害怕這張紙在手上多呆一秒鐘,好象擔心什么人將發現這紙上有他的指紋。 那人沒有接紙,反而假作驚奇地抬了抬雙臂(象羅馬教皇在陽臺上向教民們祝福時的那種姿態),“怎么能這樣于呢?大夫,留著吧,回家去冷靜地想想。” 托馬斯搖了搖頭,耐著性子用伸出去的手捏著那張紙,末了,部里來的人不得不放棄羅馬教皇的姿勢,把紙收回去。 托馬斯打算向對方強調,他既不會寫什么,也不會簽署什么,但他在最后一刻改變了語氣,溫和地說:“我不是個文盲,對不對?我為什么要簽字?我自己不會寫?” “很好,那么,大夫,就按你的辦。你自己寫,我們再一起看看。你可以把你剛才看過的東西作為樣子。” 為什么托馬斯沒有立刻給秘密警察一個無條件的“不”呢? 他也許是這樣想的:一般說來,警察局無非是要用這樣的聲明使整個民族混亂(很明顯這是入侵者的戰略),除此之外,他們在他身上還有一個具體目的:收集罪證準備審判發表托馬斯文章的周報編輯。如果是這樣,他們需要他的聲明為審訊作準備,為新聞界誹謗那些編輯的運動作準備。假若他斷然拒絕,從原則上來講,總是有危險的。警察局會不管他同意與否,把早準備好的并帶有他簽名的聲明印發出去。沒有報紙斗膽登載他的否認聲明。世界上也沒有人會相信他不曾寫聲明和不曾簽字。人們從他們同胞的精神恥辱中得到的快樂太多了,將不愿意聽勞什子解釋而空喜一場。 他說愿意自己來寫,給了警察局一點希望,也給自己爭取了一點時間。就在第二天,他在那個診所辭了職,估計(正確地)在他自愿降到社會等級的最低一層之后(當時各個領域內有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都這樣下放了),警察不會再抓住他不放,不會對他再有所興趣。一旦他落到階梯的最低一級,他們就再不能以他的名義登什么聲明了。道理很簡單,沒有人會信以為真。這種恥辱性的公開聲明只會與青云直上的簽名者有關,而不會與栽跟頭的簽名者有緣。 在托馬斯的國家里,醫生是國家的雇員,國家可以讓也可以不讓他們工作。與托馬斯談辭職事宜的那名官員,聽說過他的名字和聲望,力圖說服他繼續工作。托馬斯意識到他根本不能肯定這個選擇是否合適,但他突然感到,他心中對忠誠的無言許諾使他當時非如此不可。他堅持立場巋然不動。于是,他成了一名窗戶擦洗工。7 前幾年,托馬斯離開蘇黎世回布拉格的時候,他想著對特麗莎的愛,默默對自己說:“非如此不可。”一過邊境,他卻開始懷疑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后來,他躺在特麗莎身邊,回想起七年前發生的那一系列可笑的巧合(第一幕就是那位主治醫生的坐骨神經痛),把他引向了她,現在又把他帶回了一個不可沖破的牢籠。 這意昧著他生活中的“非如此不可”太少嗎?壓倒一切的必然性太少嗎?以我之見,有一種必然他并不缺乏,但這不是他的愛情,是他的職業。他從事醫學不是出自巧合,也不是出于算計,是出于他內心深處的一種欲望。 把人劃分為某些類別庶幾乎是可能的,而分類中最可靠的標準,莫過于那種把人們一生光陰導向這種或那種活動的深層欲望。每一個法國人都是不一樣的,但世界上所有的演員都彼此相似——無論她們在巴黎、布拉格,甚至天涯海角。當演員的人,從小就愿意把自己展示給一個隱名的公眾以至終身。這種愿望與天資無關,卻比天資要深刻。沒有這種基本的愿望,任何人也成不了演員。同樣,一個當醫生的人愿意畢其一生與人體以及人體的疾病打交道。這種基本的愿望(不是天資與技巧),使得他從醫學院的第一年起就敢于進入解剖室,而且能堅持在那里度過必要的漫長歲月。 外科把醫療職業的基本責任推到了最邊緣的界線,人們在那個界線上與神打著交道。一個人的頭部被棍子狠狠擊中,倒了下來,然后停止呼吸。他在某一天總會停止呼吸的,殺人只是比上帝親自最終完成使命提早了一點點。也許可以這樣假定,上帝對殺人還是早有考慮的,卻不曾對外科有所考慮。上帝從未想到有人膽敢把手伸到他發明的裝置中去,然后小心包合皮膚使之不露痕跡。當年,托馬斯面對一個麻醉中睡著了的男人,第一次把手術刀放在他的皮膚上果斷地切開一道口子,切得準確而乎整(就象切一塊布料——做大衣、裙子或窗簾),他體驗到一種強烈的褻瀆之感。隨后,他再一次覺得有一種東西吸引他這樣做!正是那種深深扎根于他心底的“非如此不可”!這種精神的根源蒂固并非出于偶然,絕非什么主治醫生的坐骨神經痛.更不是任何別的外界原因。 可是,他一生中耗費了這么多精力的東西,他現在怎么能如此迅速、堅決而且輕松地給予拋棄呢? 他會說,這么做是為了不讓警察纏著他。然而坦白地說,這種解釋即使在理論上講得通,警察要把一個帶有他簽字的假聲明公之于眾實在是不大可能(即使有數樁這樣的事發生過)。 我們可以說,一個人有權害怕即便是不大可能發生的危險。還可以說,托馬斯對自己的笨拙惱火,想避開與警察的進一步接觸,避免隨之而來的孤立無助之感。我們還可以說,他反正已經丟失了職業,小診所里機械的阿斯匹林療法與他的醫學概念毫無關聯。盡管如此,他這樣匆匆忙忙地作出決定,在我看來仍然是很奇怪的。這里是不是還深藏著什么別的東西?深得逃離了他理智的東西呢?8 托馬斯通過特麗莎漸漸地喜歡起貝多芬來,但對音樂還是不甚了解。我懷疑他是否知道,在貝多芬著名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這一主題之后,藏著一個真實的故事。 故事是這樣的:一個叫德門伯斯徹的人欠了貝多芬五十個弗羅林金幣。我們這位作曲家長期來手頭拮據,那天他提起這筆帳,德門伯斯徹傷感地嘆了口氣說;“非如此不可嗎?”貝多芬開懷大笑道:“非如此不可!”并且草草記下了這些詞與它們的音調。根據這個現實生活中的音樂動機,他譜寫了一首四人唱的二重輪唱:其中三個人唱“Esmusssein,esmusssein,ja,ja,ja,ja!”(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再由第四個人**來唱“HerausmitdemBeutel!”(拿出錢來!) 一年以后,這一音樂動機在他第135曲,也就是他最后一部四重奏的第四樂章里,作為基本動機重現了。那時候,貝多芬已經忘記了德氏的錢,“非如此不可”取得了較之從前莊嚴得多的情調,象是從命運的喉頭直接吐出來的指令。用康德的話來說,連“早上好”一詞用適當的聲音讀出來,也能成為某種形而上命題的具體表現形式。德文是一種語詞凝重的語言。“非如此不可”不再是一句戲謔,它已成為“derschwergefassteEntschluss”(艱難或沉重的決心)。 貝多芬把瑣屑的靈感變成了嚴肅的四重奏,把一句戲謔變成了形而上的真理。一個輕松的有趣傳說變成了沉重,或者按巴門尼德的說法,積極變成了消極。然而,相當奇怪,這種變化并不使我們諒訝。換一個角度看,如果貝多芬把他那四重奏的嚴肅變成關于德氏債款那無聊玩笑般的四聲二部輪唱曲,我們倒會感到震驚。假如他這樣做了,那么他的做法例與巴門尼德的精神相吻合,使重變成了輕,也就是,消極變成了積極!開始(作為一支未完成的短曲),他的曲子觸及偉大的形而上真理,而最后(作為一首成功的杰作),卻落入最瑣屑的戲言?但我們再也不知道怎樣象巴門尼德那樣去思考了。 我感到,那嚴厲、莊重、咄咄逼人的“非如此不可”,長期以來一直使托馬斯暗暗惱火。他懷有一種深切的欲望,去追尋巴門尼德的精神,要把重變成輕。記得他生活的那一刻,他與第一個妻子以及兒子完全決裂,也領受了父母對他的決裂,他得到了解脫。在整個事情的最深層,他除了反抗自稱為他沉重責任的東西,除了抵制他的“非如此不可”,除了由此而產生的躁動、匆忙和不甚理智的舉動,還能有什么呢? 當然,那是一種外在的“非如此不可!”是社會習俗留給他的。而他熱愛醫學的那個“非如此不可”,則是內在的。他經歷的磨難如此之多,內在的使命感越是強烈,導致反叛的**也就越多。 當一個醫生,就意昧著解剖事物的表層,看看里面隱藏著什么。也許使托馬斯離開外科道路的,正是一種欲望,他想去探詢“非如此不可”的另一面藏著些什么。換句話說,現在他想知道當一個人拋棄了他原先視為使命的東西時,他的生活里還將留下一些什么, 這一天,他去報到。一位好脾氣的女人,主管著布拉格全城的商店玻璃清洗和陳設事宜。從他們見面起,他就面臨著自己選擇所帶來的后果,各種具體而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他進入一種震驚狀態,新工作開始的幾天,都一直被這種震掠所**。但一旦克服了新生活中令人震驚的陌生感(大約有一周之久),他突然意識到自己簡直在享受一個長長的假日。 他于活可以無所用心,自得其樂。現在,他明白了人們(他通常可憐的人們)的快樂,全在于他們接受一項工作時沒有那種內在的“非如此不可”的強迫感,每天晚上一旦回家,就把工作忘得干干凈凈。他第一次體會到其樂融融的無所謂,而不象從前,無論何時只要手術臺上出了問題,他就沮喪、失眠,甚至失去對女人的興趣。他職業中的“非如此不可”,一直象一個吸血鬼**著他的鮮血。 現在,他拿著刷子和長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蕩,感到自己年輕了十歲。賣貨的姑娘叫他“大夫”(布拉格的任何消息都不翼而飛,比以前更甚),向他請教有關她們感冒、背痛、經期不正常的問題。看著他往玻璃上澆水,把刷子綁在長竿的一端,開始洗起來,她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只要她們有機會擺脫開顧客,就一定會從他手里奪過長竿,幫他去洗。 托馬斯主要是為大商店干活,也被頭頭遣派去為一些私人客戶服務。此時的人們,還在以群情振奮的一致團結,來反抗對捷克知識分子的大規模迫害。托馬斯以前的病人一旦發現他正在靠洗窗子為生,往往就打電話點名把他請去,然后用香檳或一種叫斯利沃維茲的酒款待他,給他簽一張十三個櫥窗的工單,與他敘談兩小時,不時為他的健康干杯。托馬斯于是就能以極好的心情朝下一家客戶或另一家商店走去。也正是在這個時刻,占領軍軍官的家屬一批批在這片土地上四處定居,警務人員代替了被撤職的播音員從收音機里播出不祥的報道,而托馬斯在布拉格大街上暈暈乎乎地前行,從一個酒杯走向另一個酒杯,如同參加一個又一個酒會。這是他偉大的節日。 他又回到了單身漢的日子。特麗莎在他的生活中突然不存在了,唯一能與她見面的時間就是半夜她從酒吧回來之后,當時他迷迷糊蝴半睡半醒,或者是早晨,輪到她迷迷糊糊半睡半醒,他卻要急著去上班。每個工作日,他都有屬于自己的十六個小時,一塊沒有料想到的自由天地。從他少年時開始,這種自由天地就意昧著女人。9 朋友曾問他這一輩子搞過多少女人,他盡量回避這個問題,被進一步追逼,就說:“好啦,兩百個左右吧。”朋友中的羨慕者說他吹牛,他用自衛的口氣說:“這不算怎么多。現在我已經同女人打了二十五年交道了。用兩百除二十五,你看,一年才八個新的女人,不算多,對不對?” 與特麗莎成家以后,他這種生活方式有所束縛。安排上有些麻煩是必然的,他不得不強迫自己把性活動壓縮到一段有限的時間之內(從手術室到家里之間)。他精密地充分利用了那段時間(如一位山民充分利用自己有限的土地),但與現在突然賜予他的十六個小時相比,那段時間簡直不值一提。(照我說,十六小時中他用來擦洗櫥窗的八個小時里,周圍都是新的女招待、家庭主婦,以及女職員,她們每一個人都代表著一次潛在的性活動約定。) 他在她們中間尋找什么呢?她們的什么東西吸引著他?難道**不僅僅就是永遠重復同一過程嗎?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總有一些細微末節是想象不到的。當他看到一個穿著衣服的女人時,能自然地多多少少想象出她**的樣子(他作醫生的經驗更豐富了他作情人的經驗),但這種近似的意念與準確的現實之間,有一道無法想象的鴻溝,正是這點空白使他不得安寧。而且,他追求不可猜想的部分并不滿足于**的展露,它將大大*下去:她脫衣時是什么姿態?與她**時她會說些什么?她將怎樣嘆氣?她在高潮的那一刻臉會怎樣變形? 這就是獨一無二的“我”,確實隱藏在人不可猜想的部分。我們所能想象的只是什么使一個人愛另一個人,什么是人的共同之處。這各自的“我”正是與這種一般估計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說,它不可猜測亦不可計算,它必須被揭示,被暴露,被征服。 托馬斯在最近十年來的醫務實踐中,專門與人的大腦打交道,知道最困難的就莫過于攻克人類的這個“我”了。希特勒與愛因斯坦之間,普列漢諾夫與索爾仁尼琴之間,相同之處比不同之處要多得多。用數字來表示的話,我們可以說有百萬分之一是不同的,而百萬分之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都相同類似。 托馬斯著迷于對這百萬分之一的發現與占有,把這看成自己迷戀的核心。他并非迷戀女人,是迷戀每個女人身內不可猜想的部分,或者說,是迷戀那個使每個女人**時異于他人的百萬分之一部分。 (這里,也許還可以說,他對外科的**和他對女人的**是同為一體的。即使對情婦,他也從末放下過想象中的解剖刀。他既然渴望占有她們體內深藏的東西,就需要把她們剖開來。) 當然,我們也許可以問,為什么他從性面不從其它方面來探尋這個百萬分之一呢?為什么不——比方說,從女人的步態、烹飪特點或藝術趣味上去找這種區別呢? 可以肯定,這百萬分之一的區別體現于人類生存的各個方面,但除了性之外,其它領域都是開放的,無須人去發現,無須解剖刀。一位女人吃飯時最后想吃奶酪,另一個厭惡花菜,雖然每一個人都會表現自己的特異,然而這些特異都顯得有點雞毛蒜皮,它提醒我們不必留意,不可指望從中獲得什么有價值的東西。 只有性問題上的百萬分之一的區別是珍貴的,不是人人都可以進入的領域,只能用攻克來對付它。就在離現在的五十年前,這種形式的攻克還得花費相當的時間(數星期,甚至數月!),攻克對象的價值也隨攻克時間的長短成比例增長。即使今天,攻克時間已大大減少,**看起來仍然是一個保險箱,隱藏著女人那個神秘的“我”。 所以,不是一種求取歡樂的欲望(那種歡樂如同一份額外收入或一筆獎金),是一種要征服世界的決心(用手術刀把這個世界外延的軀體切開來),使托馬斯譴尋著女人。10 追求眾多女色的男人差不多都屬兩種類型。其一,是在所有女人身上尋求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存在于他們一如既往的主觀夢想之中。另一類,則是想占有客觀女性世界里無窮的種種姿色,他們被這種欲念所**。 前者的迷戀是抒情性的:他們在女人身上尋求的是他們自己,他們的理想,又因為理想是注定永遠尋求不到的,于是他們會一次又一次失望。這種推動他們從一個女人到另一個女人的失望,又給他們曲感情多變找到了一種羅漫蒂克的借口,以至于不少多情善感的女人被他們的放縱追逐所感動。 后者的迷戀是敘事性的,女人們在這兒找不到一點能打動她們的地方:這種男人對女人不帶任何主觀的理想。對一切都感興趣,也就沒有什么失望。這種從不失望使他們的行為帶上了可恥的成分,使敘事式的女色追求給人們一種欠帳不還的印象(這種帳得用失望來償還)。 抒情性的好色之徒總是追逐同一類型的女人,我們甚至搞不清他什么時候又換了一個情人。他的朋友們老是把他的情人搞混,用一個名字來叫她們,從而引起了誤會。 敘事性的風流老手(托馬斯當然屬于這一類),則在知識探求中對常規的女性美不感興趣,他們很快對此厭倦,也必然象珍奇收集家那樣了結。他們意識到這一點,感到有些不好意思,為了避免朋友們的難為情,他們從不與情婦在公眾場合露面。 托馬斯當了差不多兩年的窗戶擦洗工。這天他被派去見一位新主顧,對方奇特的面容從他一看見她起,就震動了他。盡管奇特,也還算周全,將就將就,沒有超出一般允許的范圍(托馬斯對奇特事物的興致與費利尼對鬼怪的興致不一樣):她非常高,比他還高出一截,不同尋常的臉上有修長細窄的鼻子。恐怕不能說那張臉是有吸引力的(人人都會抗議!),也不能(至少在托馬斯眼中)說它毫無吸引力。她穿著便褲和白色罩衫,象一個長頸鹿、鍛,以及機敏男孩的奇怪化合體。 她久久地、仔細地、探尋地盯著他,眼中不乏嘲意的智慧閃光。“請進,大夫,”她說。 他意識到她知道自己是誰,但不想有所表示,問:“水在哪里?” 她打開了浴室的門。他看見了一個洗臉盆、一個浴盆以及肥皂盒;在臉盆、浴盆與盒子前面,放著粉紅色的小地毯。 又象鹿又象鵲的女人微微一笑,擠了一下眼,話里象是充滿了反語或暗示。 “浴室都歸你所有,你可以在那里隨心所欲做一切事。”她說。 “可以洗個澡嗎?”托馬斯問。 “你喜歡洗澡?”她問。 他往自己的桶里灌滿熱水,走進起居室。“你想叫我先從哪里動手?” “隨你的便。”她聳了聳肩。 “可以看看其它房子的窗戶嗎?” “你想到處都瞧瞧羅?”她的笑似乎在暗示,洗玻玻僅僅是她毫無興趣的一個古怪念頭而已。 他走進隔壁的房子,這間臥室里有一個大窗子,兩張挨在一起的床,墻上有一幅畫,是落日與白樣樹的秋景。 他轉回來,發現桌上放著一瓶開了蓋子的酒以及兩只酒杯:“在你開始大干以前,來點小東西提提神怎么樣?” “說實在的,我對小東西不介意。”托馬斯在桌子旁坐下。 “能看看人們怎么過日子,你一定覺得有趣吧?”她說。 “我不能抱怨。”托馬斯說。 “所有的妻子都一個人在家里等你。” “你是說那些老奶奶,老岳母。” “你不想你原來的工作嗎?” “告訴我,你怎么了解到我原來的工作?” “你的老板喜歡吹捧你哩。”鶴女人說。 “這一次罷了!”托馬斯顯得驚訝。 “我給她打電話說要洗窗戶,她問我要不要你,說你是被醫院趕出來的著名外科醫生。這樣,很自然,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你有一種**的好奇心。”他說。 “這樣明顯嗎?” “看你眼睛的用法。” “我眼睛怎么啦?” “你瞇眼,隨后,就有問題要問。” “你的意思是不想應答?” 多虧她,談話一開始就是心曠神怡的**。她說的每一句話都與外部世界無關,都是內趨的,有關他們自己。談及他和她可以觸知的東西,沒有什么比觸**性的補充更簡單明白了。于是,托馬斯提到她瞇眼時,在她眼上**了一下,她也在他的跟上**了**。不是一種本能的反應,看來她是有意設置了一種“照我做”的游戲。他們面對面地坐下,兩個人的手都順著對方的身體**下去。 直到托馬斯的手觸到了她的下體,她才開始拒絕,他還猜不透她到底有幾分認真。現在時間已經過去一大截了,十分鐘以后他得去另一位主顧家。他站起來,說他不得不走了。 她的臉紅紅的:“我還得填那張工單呀。” “我什么也沒做。”他反駁道。 “都怪我。”她用一種溫和而純真的嗓音慢慢地說,“我想,我只好再約你來一次,讓你完成我沒讓你干的話。” 托馬斯拒絕把單子交給她簽字,她似乎在乞求施舍,對他甜甜地說:“給我,好嗎?”又瞇了瞇眼,加上兩句,“反正我也沒付這筆錢,是我丈夫給的,你也沒得這筆錢,是國家得了。這筆交易跟咱們倆誰也沒關系。”11 既象鹿又象鶴的女人有一種奇怪的不諧凋,不時激起他的回想:她的**與靦腆結合,千真萬確的**被嘲弄的微笑抵消,公寓的粗俗一般和主人的獨特不凡相對照。要是與她**,她是什么樣子呢?他盡力去揣度卻無法想象出來,幾天來他老想著這件事。 應她的召喚,他第二次去她那兒。酒和杯子都在桌上等著。這一次,一切都自動地進行。不一會,兒,他們便在臥房里面對面地站著接吻(那里,墻上畫中的太陽正落在自撣樹上)。他給她下達自己的標準口令:“脫!”她不但不服從,而且反過來命令:“不,你先脫。” 他被頂了回來,對這樣的反應很不習慣。她開始解開他罩衣的扣子。“脫”的命令下達好幾次(伴隨著喜劇性的失敗)之后,他終于被迫接受妥協。根據他上一次來訪時她制訂的游戲規則(“照我做”),她脫掉他的褲子,他脫掉她的裙子,然后她脫掉他的襯衣,他脫掉她的罩衫,直到最后他們都**裸地站著。他把手放在她濕潤的**,他突然感到自己身體的同一部位上也有她的指觸,對方象鏡子一樣準確地模仿著自己的動作。 如我所述,他已熟知了將近兩百名婦女(加上他當窗戶擦洗工期間為數可觀的新人選),但他還沒有遇見過這樣的女人,比他還高,朝他瞇眼睛,還用手**他的**。為了壓住自己的難堪,他把她按倒在床上。 他的動作如此急促,使她毫無戒備。她那高塔一般的骨架仰面躺下時,他從她臉上紅色的斑點中,看到了失去平衡以后害怕的表情。現在,他站在她上方了,一把托住她的膝下,把她叉開的**微微向上舉起。那**猛一看去,就象一個戰士舉起雙臂對著瞄準他的槍筒投降。 笨拙加熱情,熱情加笨拙——托馬斯被它們弄得亢奮以極。他久久地跟她于,不時仔細地察看她那有紅色斑點的臉,看一個女人被絆翻后倒落時的恐懼表情,那無可仿制的表情頃刻間早已把亢奮傳人他的大腦。 他去浴室洗洗,她跟著進去,并羅羅嗦嗦地解釋肥皂在哪里,海綿在哪里,怎樣放熱水。他很驚奇她把如此簡單的事也弄得如此繁瑣。最后,他不得不對她說,他完全明白一切,示意對方讓自已一個人留在浴室里。 “你不愿意讓我呆在這兒看看你嗎?”她乞求。 他終于把她弄了出去。他洗完**,把尿拉在盆子里(捷克醫生們的標準程序),感到她在浴室外面前前后后地跑來跑去,想找一個破門而入的法子。他把水關掉,整個寓所突然安靜了。他感到自己被人注視著,差不多可以斷定,浴室門上的某個地方有一個窺視孔,她那漂亮的眼睛正瞇縫著看進來。 他心境極佳地告辭走了,極力想把她的要素存入記憶,把這種記憶歸納為一個化學公式,用以界定她的特質(她那百萬分之一的不同之處)。其結果是得出了這個由三個已知項組成的公式: (1)笨拙加熱情。 (2)失去平衡地倒下之后臉上的恐鎮表情以及 (3)**舉在空中,象一個士兵對著槍筒舉起投降的雙臂。 回想了這幾條,他感到快樂,象是獲得了這個世界的另一些點點滴滴,用他想象中的解剖刀,又在宇宙那無際的天幕上劃了一刀。12 差不多是同時,他還有如下經歷:每天半夜之前,他在某位老朋友提供的一間房子里,與一位年輕女人會面。一兩個月之后,她向他提起以前他們見面的事:當時外面正是雷雨交加,他們在窗子下面的一張小地毯上**,一直干到風暴平息。那真是難以忘懷的美妙! 托馬斯給震驚了。是的,他記得與她在地毯上**(他的朋友睡在一張托馬斯發現極不舒服的窄沙發上),但他完全忘記了風暴!這太奇怪了。他能回想起他們每次在一塊幾時的情景,甚至能牢牢記住每一次**的方式(她不愿意他從后面于她),他記得他們交合時她講的好些事(她總是要他摟住她的屁股,不要老看著她),他甚至還記得她**的式樣,而風暴卻無影無蹤。 對于每一次性經歷,他的記憶只錄下了性征服中那險峻而窄狹的通道:第一聲言語**,第一次觸模,第一件她對他和他對她說的**之事,以及被對默許和有時遭到反對的小小的性反常行為。他(幾乎是學究式地)把其他一切從記憶中排斥出去,甚至記不起自己與這位或那個女人是在什么地方第一次見面,如果這事發生在他性進攻之前的話。 年輕姑娘繼續談著風暴,向往地笑了。他驚奇地望著她,心中油然生出某種近乎羞愧的東西:她經歷了美好的事情,他卻未能與她共同體驗。對那場夜晚風暴的兩種反應和記憶方式,明的標明了愛情與非愛情。 我不希望,“非愛情”這個詞使人聯想到他對那年輕姑娘采取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也就是按現在的說法,把她看成一個**具。相反,他非常喜歡她,珍視她的性格與智慧,愿意在她需要的時候去幫助她。他不是那種在她面前厚顏無恥的人。但這是他的記憶,不為他自已知道的記憶,把她從愛情的領域中排斥掉了。 人腦中看樣子具有一塊我們可以稱為詩情記憶的區域。那里記下來誘人而動人的一切,使我們的生命具有美感。從他遇到特麗莎起,再沒有女人有權利在他大腦的那一區域中留下一絲印痕。 特麗莎占據著他的詩情記憶區,象一位暴君消滅掉了其他一切女人的痕跡。這是不公正的,那位與他在暴雨之夜的小地毯上**的姑娘,一點也不比特麗莎缺乏待意。她叫著:“閉上眼!摟著我的屁股!把我摟緊!”她不能忍受托馬斯于她的時候睜著眼睛,專注而敏銳地盯著她;不能忍受他的**總是在她上方那樣微微弓起,從不壓在她的皮膚上。她不希望他研究她。把對方帶進那神奇的愛流里,也許只有閉上眼睛才能做到。她拒絕趴在地上,其原因就是那種姿勢使他們的身體根本接不到一起,而他卻可以從幾碼遠的地方來觀察打量她。她恨那距離,要與他合為一體。正因為如此,她沖著他瞪眼,堅持說自己沒有高潮,盡管地毯已經明顯地濕**的了。她還是說:“我不是指快感,是指幸福,沒有幸福的快感算不了快感。”換句話說,她是在敲打他詩情記憶的大門。但門是關閉的,他的詩情記憶里沒有她的位置,她的位置只是在地毯上。 在他與其他女人冒險活動完全不存在的那一點上,才開始了他與特麗莎的冒險。那是推動他一次次征服的職責之外的某種東西。他無意揭示特麗莎身上的什么,她也用不著揭示地來到他面前。他在能抓住想象中的解剖刀之前,在剖開這個世界的屈服之軀以前,就與她**了。在她開始想知道他們**時她會是什么樣子之前,他就愛上她了。 他們的愛情故事是后來才開始的:她病了,他不能象對別人那樣把她送回家。她睡在他床上時,他跪在她身邊,意識到是什么人把她放在草籃里順水漂來。我以前說過,比喻是危險的。愛情始于一個比喻,這就是說,當一個女人往我們的詩情記憶里送入第一個詞,這一刻便開始了愛情。13 最近,她又一次進入了他的大腦。一天早晨,她和往常一樣取牛奶回家時,站在門道里,懷里揣著一只用她的紅頭巾包著的烏鴉,那樣子就象吉普賽人抱著自己的小孩。他總忘不了:就在她的臉旁,烏鴉極為哀怨地嘴向上翹著。 她發現有人用象哥薩克活埋俘虜一樣的方式把烏鴉埋了半截。“是孩子們于的。”她的話不光是陳述事實,還流露出一種意料不到的對人們總的深惡痛絕。這使他想起不久前她對他講的話來:“我開始感謝你了,你沒想要孩子。” 隨后,她向他抱怨,說有個男人老在她工作時找麻煩,還抓住她脖子上廉價的項鏈,說她只有靠額外的賣淫收入才買得起那東西。她對此極為心煩意亂。也許過分認真了,托馬斯想。他突然覺得難過,近兩年來他能見到她的時候是何其少,他幾乎沒有機會握住她的手使之停止顫抖。 他第二天早晨去于活,腦子里還牽掛著特麗莎。給玻璃擦洗工分配工作的文人說,一位私人顧主堅持點名讓托馬斯去。托馬斯不想去,擔心又是另外某個女人,此刻他的心讓特麗莎完全占據著,沒有冒險的興致。 打開門”他松了一口氣。面前是一位高個頭、背有點駝的男人,下巴大大的,看上去似乎有些面熟。 “請進。”那人笑著把他讓進屋。 還有個青年人站在那里,臉色紅亮,望著托馬斯試圖笑一笑。 “我想,沒有必要讓我給你們兩位作什么介紹吧。”那男人說。 “當然,”托馬斯仍然笑著,把手伸向那年輕人。這是他的兒子。 接下來,只等著大下巴的人介紹他自己了。 “我看你好面熟!”托馬斯說,“對了,現在對上號了。就是那名字。” 他們在一張小會議桌一般的桌子旁邊坐下來,托馬斯意識到對面的兩個男人都是自己過失的產物,他的第一個妻子迫使他養下了這位少年的,而他被警察審訊時,對這位老者的尊容作過描繪。 為了理清思緒,他說:“好了,你們要我先洗哪個窗戶?” 那兩個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很明顯,事情與窗戶無關。他們不是叫他來洗窗戶的,只是設了個騙他來的圈套。他從沒與兒子談過話,這還是第一次與他握手。他只是熟悉兒子的面容卻無意了解其它。他所關心的是,他對兒子知道得越少越好,但愿雙方都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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